朱熹更以其一首题为《春日偶作》的诗，生动表达了与张载、程颐同样相通的识见与体认：闻道西园春色深，急穿芒屩去登临。

梁启超曾经谈到曾国藩、胡林翼、蔡锷的血性人格与政治事功的关系：松坡论曾、胡二公之事功，谓其为良心、血性二者所驱使，则松坡之事功，亦为此良心、血性所驱使而已[1]湖湘士人所以能够在艰苦卓绝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辉煌的业绩，焕发出独特的人格魅力，血性是其重要的条件。在大量的史书、方志及文人学者的文集中，均有关于湘人血气或气质特征的记载。

譬如，汉学家王九溪将变化气质作为力学的根本目的，而今文学家魏源仍然推崇理学的德性修养之学，至于崇宋学的曾国藩追求义理、考据、辞章、经济的四门之学，但他强调德性修养的义理之学是最重要的，提出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，则莫急于义理之学。中国传统观念中人的生理机能是由血气构成的，血气的机能、特质、决定人气质的刚柔、强弱、急慢的状态。从自然环境解释的有钱基博，他认为湖南水少可山多，重山叠岭，滩河峻激，而舟车不易为交通。圣人纯是德性用事，便自能圆成不偏。饶有趣味的是，湖湘地区的学界虽然一直从理学为学术正统，湖湘士人亦普遍推崇性理之学，但是，湖湘士人却并不是一批无血性的书生，相反，他们成就为为全国知识界所景仰、推崇的血性之士，成就为艰苦奋斗的学者、扎硬寨、打死战的书生。

[5]他强调湖南民性倔强与顽石赭土、地质刚劲有密切关联。明清时期，推崇理学已经成为湖湘士人普遍性思潮。…… 君臣，父子，夫妇，六人也，所以称三纲何？一阴一阳谓之道。

《论语》曰：唐、虞之际。六纪者，谓诸父、兄弟、族人、诸舅、师长、朋友也。闵道德之不行，故周流应聘，冀行其道德。荡荡者，道德至大之貌也。

三、《白虎通义》：士大夫思想的经典 《白虎通义》作为儒家士大夫与帝王合作而达成的政治盟约与国家政典，表达的不仅仅是帝王的政治诉求，同样也表达了士大夫的政治理念。帝王之德有优劣，所以俱称天子者何？以其俱命于天，而王治五千里内也。

《礼经·解》曰：温柔宽厚，《诗》教也。……死乃谥之何？《诗》云：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(16)《白虎通义》确立了儒家经典在汉代国家政治中的重要地位，明确了儒家经典对汉代政典的指导关系，与此同时，《白虎通义》也凸显了掌握儒家经学话语权的士大夫的重要地位。(25)陈立：《白虎通疏证》卷五，《谏诤》，上册，第229页。

地虽至灵，必有山川之化。⑨陈立：《白虎通疏证》卷四，《封公侯》，上册，第130-131页。(23)另一方面，士大夫必须承担谏君之义：臣所以有谏君之义何？尽忠纳诚也。⑧陈立：《白虎通疏证》卷二，《号》，上册，第47页。

这四十多个政典大事的每一件又包含许多具体的问题。齐桓、晋文，霸于周者也。

(16)陈立：《白虎通疏证》卷九，《五经》，下册，第444-445页。同时，考察白虎观研讨会议的学术成果《白虎通义》，这一部大典的显著特点是大量引用儒家经典而论证、确立汉代政典。

己复袭先王之号，与继体守文之君无以异也。《论语》曰：揖让而升，下而饮，其争也君子。故一公三卿佐之，一卿三大夫佐之，一大夫三元士佐之。②从《白虎通义》引证的儒家经典，可以看出班固及其入会的经学家们的学术旨趣、经学思想。故列土为疆非为诸侯，张官设府非为卿大夫，皆为民也。内容提要：《白虎通义》是汉代士大夫与帝王在合作过程中而达成的政治盟约与文化共识。

夫阳变于七，以三成，故建三公，序四诤，列七人，虽无道不失天下，杖群贤也。首先，《白虎通义》应该看做是一部汉代的国家政典。

王者所以盛礼乐何？节文之喜怒。(14)陈立：《白虎通疏证》卷九，《五刑》，下册，第437-442页。

所以张理上下，整齐人道也。所以，《春秋繁露》是从儒家经典中引申出国家典章制度、经世大法的政典，而《白虎通义》的特点是由国家典章制度、经世大法的政典溯源经典。

人皆怀五常之性，有亲爱之心，是以纲纪为化，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。夏、殷、周者，有天下之大号也。那么，《白虎通义》则是士大夫与帝王在合作过程中成型的文化共识与政治盟约。《春秋传》曰：天子三公称公，王者之后称公，其余大国称侯，小者称伯子男也。

《乐》仁、《书》义、《礼》礼、《易》智、《诗》信也。右弼主纠，纠周言失倾。

《白虎通义》卷三专设《礼乐》章，从政治秩序的目的、国家治理的功效方面，确立了礼乐的重要性： 礼乐者，何谓也？礼之为言履也。但是从儒家士大夫的政治理念出发，关于爵号谥规定则包含着对帝王的政治责任、道德义务的规定，是对君主权力的限制。

故《含文嘉》曰：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。其二，必须进一步确立三纲六纪的社会政治秩序。

二、《白虎通义》：帝国政治的政典 《白虎通义》是汉代士大夫与帝王在合作过程中而达成的政治盟约与文化共识，它首先突出地表现出帝国政治的要求，故而可以说是一部汉代帝国政治的政典。言人行终始不能若一，故据其终始，后可知也。(23)陈立：《白虎通疏证》卷五，《谏诤》，上册，第231-232页。如果说，《白虎通义》作为汉代士大夫与帝王合作而达成的政治盟约，其政治利益、政治视角必须首先确立以帝王为首的帝国政治立场的话，汉代士大夫与帝王之间能够达成文化共识，则是因为他们确立了以士大夫为主体的文化理念、思想形态。

五刑之属三千，大辟之属二百，宫辟之属三百，腓辟之属五百，劓、墨辟之属各千，张布罗众，非五刑不见。第四卷论封公侯、京师、五行。

(29)而早期儒家的民本思想，则是从国家共同体的和谐、君主权力的合法性的思想高度来阐发民本思想。《钩命决》曰：天子，爵称也。

《尚书》曰邦之荣怀，亦尚一人之庆，知秦穆之霸也。《白虎通义》作为帝国政治的政典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